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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宗教工作 
发布单位:漳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   发布时间:2013-12-18

  

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宗教工作 
 
何虎生 黄晓霓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31217
 
新中国成立初期,宗教问题极其复杂,不但信徒多、人员构成复杂,而且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影响。如何处理好宗教问题,使宗教工作走上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道路,是当时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解决中国宗教面临的问题,奠定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基础。
团结宗教界人士,合作建国,重视做宗教界上层工作,扩大和巩固了党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历来重视团结宗教界人士,把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共产党人可以与反帝反封建的宗教徒结成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各界人士合作建国,其中也包括宗教界,宗教界民主人士有7名正式代表、1名候补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吴耀宗、马坚和赵朴初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重视团结宗教界人士,把他们视为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为做好新中国的宗教工作找到了一个好的形式。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指出: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明确提出了要最大限度地团结、教育和争取宗教界人士,将其纳入到统一战线中来。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 1955年10月,在《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1956年4月,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还要有另外的一种联盟,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的联盟。半殖民地国家要争取获得独立和解放,没有这种联盟也是不行的。指出了无产阶级与开明宗教人士的联盟是半殖民地中国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必要条件。1964年1月,《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上加写的一段话》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指出宗教界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就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指出: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7月,在《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指出要团结宗教界人士,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宗教界的上层领袖人物,在广大信教群众中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争取他们对争取整个宗教界的转变有重大意义。以藏传佛教为例,毛泽东十分注意维护达赖和班禅在藏族聚居区的领袖地位。1950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提出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不久又要求:对班禅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毛泽东多次接见达赖喇嘛、班禅,与他们共同谋划西藏发展大计,要求西藏的民主改革暂缓进行,照顾了各方面的利益。毛泽东还给予达赖和班禅极高的政治荣誉,达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毛泽东不仅对藏传佛教的领袖极其尊重,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的宗教领袖和著名的宗教界人士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那些长期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宗教界的可靠朋友,如基督教界的吴耀宗、邓裕志、刘良模、赵紫宸,伊斯兰教界的包尔汉、马坚,佛教界的赵朴初、巨赞等,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以政协中的宗教界委员为例,第一届政协中有全国委员3人,而到第二届则增加到了12人。其中一些人士还在文教、经济等部门担任了具体的领导职务,是有职有权的。
毛泽东关于巩固和扩大与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及重视做好宗教界上层工作的实践,消除了宗教界人士的疑虑,团结了广大宗教界人士,也对信教群众产生了积极影响。宗教界人士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成了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集体的领导下,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中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加强了团结,相继成立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这五大宗教的全国性组织及地方性的宗教组织,并培养了一批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爱国守法的宗教教职人员。这些组织的成立及其正常运行,奠定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组织基础。广大宗教界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和社会生活重大事务的管理作出了贡献。从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开始,历届人民政协会议都有宗教界人士参加。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历届人大会议也都有宗教界人士参加。一些宗教界的领袖人物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成了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对保护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民族团结,开展国际交往作出了巨大贡献。广大宗教界人士在团结宗教徒,共同建设新中国方面也建立了功勋。新中国的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中,都有宗教界人士参加,并且成为信教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宗教界人士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自觉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清除了宗教内部的坏分子,纯洁了队伍,克服了迷信成分,真正使宗教成了人们的一种信仰;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抗美援朝运动中,宗教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运动,捐钱捐物,支援战争,佛教界捐有佛教号飞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积极做信教群众的工作,对其进行适应新中国各项事业的教育活动,使群众消除了旧宗教和国民党统治的影响,自觉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为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正常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总之,与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原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做好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关于巩固和扩大与宗教界统一战线的思想及重视做好宗教界上层工作的实践,消除了宗教界人士的疑虑,团结了广大宗教界人士。宗教界人士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各级宗教组织,奠定了新中国宗教工作的基础。
指导和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使中国宗教获得了新生,迈出了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识到,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自然、社会和认识的根源,只要这些根源存在,宗教就将长期存在下去,指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宗教的消亡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力量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毛泽东指出宗教的存在具有长期性的同时,也指明了宗教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在宗教的积极作用方面,他认为,宗教具有极重要的文化价值,宗教文化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宗教教规、教义和道德中含有积极因素。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明确视宗教为文化。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将耶稣、释迦牟尼和孔夫子、马克思、孙中山列在一起,认为他们都是有创新精神、缔造新学派的人,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作用。1955年3月,毛泽东在同十四世达赖谈话中说: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肯定了宗教的某些教义和共产党人的追求存在相同之处。1959年10月,他在同十世班禅谈话时,还说佛经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坊经》就是劳动人民的。指明了有的佛经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善良愿望,反映了人民的意志,肯定了宗教教义中包含有积极的因素。
当然,在宗教的消极作用方面,毛泽东指出,宗教神权同封建政权、族权、父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宗教带有十分明显的封建性和殖民性。佛、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形成了一整套与封建统治方式相对应的统治模式、分配制度和经济使用方式、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教理和教义。伊斯兰教教权统治依然存在,宗教活动场所的封建所有制十分严重,宗教负担平均占每人每年收入的20%以上,宗教对妇女儿童的束缚没有解除,少数顽固的宗教上层留恋旧制度,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基督宗教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服务,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帮凶的角色,是中国人民必须要加以清除的敌对势力。
基于对中国宗教问题的认识及中国宗教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及殖民性的事实,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认为必须对中国宗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唯有如此才能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中国宗教中国办是宗教服务于中国人民,发挥中国宗教积极作用的前提。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对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正是在这一要求的基础上,中国的基督教、天主教界发起了一场自立革新运动。毛泽东还指出:我不信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指出了宗教界要在爱国和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对中国宗教进行去腐革新,这一观点促进了宗教界开展革新运动。
在毛泽东的指导与推动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逐步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推动了宗教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中国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顺应时代变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从1950年起,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自觉地进行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
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过程中,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广大宗教界领袖们不负重望,自觉在寺庙、宫观、经院内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放弃了对自己土地的占有和封建剥削,消除了最大的封建特性;自觉放弃封建特权,实行民主管理,放弃教派利益,与民主改革相适应;自觉废除与信仰无关的迷信成分和以骗取钱财为目的的宗教活动,即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自觉废除自己的封建性,实现了与新中国的相一致。在长达100余年的半殖民地社会,基督教、天主教被中国人民视为洋教。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基督教、天主教的领袖们自觉地对洋教进行了改革,摆脱了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控制,教育其信仰者自觉服从新中国的政策、法令和法律,践行自己的信仰,从而使基督教、天主教在新中国实现了三自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使洋教成了中国信徒自己的宗教。
通过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宗教界人士思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士发生了分化,除极少数人坚持反动立场外,大多数人经过思想教育,同帝国主义及反动统治阶级划清了界限,站到了人民一边。一些既有爱国愿望又对新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宗教界人士,由于爱国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对新中国各项方针、政策的认同,开始与新中国合作,其中有一部分人成为反帝爱国和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那些早就同共产党建立政治联盟的宗教界进步人士,在新中国建立后更加坚定地拥护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各项改革措施,成了爱国爱教的带头人,代表着宗教界前进的方向。中国宗教、宗教界人士从此迈出了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步伐。
宗教制度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及推动下,在宗教界自觉的努力下,中国宗教完成了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中国宗教获得了新生,实现了与新中国的相一致,宗教界人士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中国宗教迈出了与新中国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步伐。
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作为新中国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积极探索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新理论和新办法,党和国家的宗教工作得到全面展开
毛泽东一贯重视宗教信仰自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中规定:一切公民可以自由的信教。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实际为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强调宗教信仰自由。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凡18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指出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在政治上及物质上保证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明确指出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执政党的战略高度,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1949年9月21日 ,包括宗教界民主人士在内的新政协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其总纲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利。《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关于宗教问题的政策规定自然也具有根本法的性质。1952年,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指出: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在此,毛泽东阐释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内容,并指出要对宗教采取保护的政策。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8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此后通过的每一部宪法都有此项规定。1959年,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地指出: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指出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党和国家处理中国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首次提出宗教领域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告诫全党,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毛泽东把宗教问题定位为思想问题,提出了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的命题,并把宗教界人士划入人民之列,提供了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是这一时期制定正确的宗教政策和纠正错误政策的出发点。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宗教研究工作,并把它放到做好群众工作的高度。1961年1月23日,在同十世班禅谈话时,他指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的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强调了宗教研究工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个群众的问题,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宗教研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研究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并对当时宗教研究水平较低不满,特别强调:一是宗教研究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二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三是要批判宗教神学。可以说,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宗教研究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申,统一了党内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认识,为做好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及政策基础,提出了解决宗教问题的方式方法,使宗教工作得到全面展开。
(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黄晓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完善党的宗教政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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